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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天任
俞天任，筆名“冰冷雨天”，自稱“老冰”。著有《冰眼看日本》、《有一類戰犯叫參謀》、《浩瀚的大洋是賭場》、《誰在統治著日本》等作品。
結果就是日本白領階層講究的就是上班不能遲到、見人要大聲問好、領帶要打正、坐有坐相走站有站相、不在領導回傢之前下班這些表面上的東西，有一種比喻是：“自己給自己上發條”。
毛澤東說過這麼一句話：“什麼叫工作，工作就是鬥爭”，但是豐田公司的說法卻是：“什麼叫工作，工作就是改善”。
汽車工業是日本現在唯一元氣的行業瞭，作為這個行業的領軍人物的豐田說話當然有分量，“豐田式工作方法”也確實是全世界不少企業的管理方法范本，“改善”早已走出瞭日本，成為瞭各國的學習對象。
但這個“改善”的英譯並不是“improvement”，而是日語的發音“kaizen”。日本人在接受外國語單詞的時候已經改變瞭原來明治年代不管什麼都要找一個類似於“民主”或者“共和”似的兩個字的漢字詞匯的方式，而是直接用片假名拼寫對方語言的讀音，在翻譯日語的時候也是這樣，直接用讀音。如果看不懂的話再努力去弄懂，這倒是一個推銷日本文化的方法，而且避免瞭把“四鮮烤麩”翻譯成“Four fresh roasted husband”的尷尬。
英語中來自日語的單詞不少，大部分集中在日本料理和二次元方面，比如壽司的“sushi”、日本酒的“sake”和表情符號的“emoji”等等。
這些直接被英語采用的日語詞並不都是正面的，也有像“tunami”（海嘯）這樣可怕的東西，還有一個不得不提的“karoshi”。
“karoshi”寫成漢字是“過勞死”，指因為長時間加班以及得不到休息而引起的精神上生理上的負擔使人因為腦溢血或者心臟麻痹而突然死亡或者因為過勞引起憂鬱癥或者心力交瘁綜合癥而導致自殺。
本來這幾個漢字從字面意思上譯成英語應該是“overwork death”，但這種英譯無法反映日本過勞死的特征，所以才使用日語羅馬字。
資料圖：日本擁擠的地鐵日本的“過勞死”，並不是指像“狗工頭舉皮鞭”那樣，工人被強制進行高強度勞動，因為體力不支而造成死亡的那種古典范例，日本的過勞死基本上都不是因為單純體力原因，而是因為精神上的壓力，所以在日本，體力勞動的藍領階層很少發生過勞死，大多是發生在服務性行業的長途汽車司機和白領階層。
日本的過勞死還有一個獨特之處就是在中小企業發生的事例很少，基本上都是大企業甚至政府機關，這裡面當然有一個中小企業的數據是否納入瞭如實統計的問題，但中小企業和這種過勞死在邏輯上確實關系不大。
前些日子在中文網絡上出現瞭一篇《加班190小時逼死工人，英媒被日本東京奧運的醜聞震驚瞭》的文章。其實這篇文章的標題錯瞭，在這個案子裡被逼死的不是工人，而是監工，錯誤的原因應該是編輯不瞭解日本的企業文化，沒有理解這種過勞死的真正原因。
日本人自己也知道過勞死的獨特之處，並不諱言“過勞死是日本的文化”。日本文化中本來就有重視過程而輕視結果的傾向，而在結果無法衡量或者衡量困難的時候過程就顯得更為重要瞭。
一般來說，體力勞動的藍領階層的工作結果比較直觀，但是白領階層的工作結果在很多場合是不直觀的，衡量白領階層工作成果時就很容易陷入“工作態度”的陷阱，在註重程序和禮儀的日本文化環境中就更是這樣瞭。結果就是日本白領階層講究的就是上班不能遲到、見人要大聲問好、領帶要打正、坐有坐相走站有站相、不在領導回傢之前下班這些表面上的東西，有一種比喻是：“自己給自己上發條”。
日劇《半澤直樹》劇照這就是日本公司每天下班那麼晚的原因。並不是真的有那麼多工作需要處理，而是因為大傢都在爭取一個“表現好”。本來日本人就相信“因為日本沒有資源，日本人隻能勤奮勞動才能活下去”這種說法，而勞動時間長在重視過程的日本文化中就是“勤奮”的具體表現，所以大傢都不能早回傢。
各種調查數據都表明在OECD國傢中日本的勞動生產率最低。實際上在大多數情況下這種不必要的加班對於公司是毫無意義的，但是對加班的個人卻有意義，除瞭“表現”的政治意義之外，在經濟上也有意義。日本法律規定加班工資是工資的1.25倍，如果每天加班兩小時的話，加班工資會達到收入的大約1/4，這可不是一個小數字，沒有瞭這筆加班費生活質量就會大幅度降低，這就是日本工薪階層加班的經濟動力。哪怕根本就沒有事幹，為瞭加班工資也要熬滿加班的時間，否則在傢主婆那兒就通不過。一直有所謂“如果丈夫不加班，日本主婦會生氣”的說法，其實是因為存在這麼一個經濟背景。
在這種文化中，整個日本社會都浸透在瞭一種靜電油煙處理機租賃“長時間勞動是理所當然的”的觀念中，而且在大部分場合，這種“長時間勞動”並不會造成身體實質性生理損傷。
但是在這種文化環境中中，如果有人不是在無所事事的混時間，而是實質上真的忙瞭起來就會出悲劇瞭。
日劇《東京女子圖鑒》劇照很不幸，澎湃所發新聞中的那位青年人就是遇到瞭這種情形。他2016年4月剛剛大學畢業，就職於三信建設，派在2020年東京奧運會主會場的新國立競技場工地從事現場監督的工作，主要負責攝影、材料的品質管理和安全管理。
經常為項目的計劃性和條理性而自負的日本人，這次在東京奧運會上鬧出的烏龍真不少，最大的就是有關這個主會場。本來這個主會場在2012年就決定瞭采用紮哈·哈迪德的方案，在為什麼采用紮哈方案的背後還有一個“和中國爭高低”的想法。紮哈的設計以構思新奇和流暢的曲線而聞名，靜電油煙機租賃但是隨之而來的是昂貴的造價，中國有好幾所紮哈的作品，但是紮哈在日本隻做過兩件內裝，這使日本人有點心理不平衡，試圖借東京奧運會來解決這個問題。
但紮哈的設計確實是太貴瞭，預算是3000億日元（按照當時的匯率大約是30億美元以上），真的超出瞭現在的日本能夠負擔的能力。結果到瞭2015年5月隻好把這個方案白紙撤回，重新開始募集方案，最後采用瞭隈研吾的方案，總算在去年11月開工，預定完工期是三年後的2019年11月。
這一折騰就耽擱瞭13個月，最後所有的責任是由建築公司來承擔的，實際上這就是逼死小夥子的原因。方案的一變再變使得現場一片混亂，到1月底，工程機械還沒有到齊，小夥子隻能白天黑夜拼命幹才能趕上進度。光2017年2月一個月，幹通宵就有3次，晚上10點鐘以前回傢隻有5次，原來自己開車上班，後來因為實在太累不敢開車，隻能使用單程需要花費一小時的公共交通。
2017年3月2日，年輕人在長野縣的山林中自殺，律師判斷原因應該是工作中的緊張造成的精神障礙。因為律師從公司的資料得到的數字是，2017年2月，這位男孩子時間外勞動為211小時56分，1月份是143小時32分鐘。這種已經完全超出瞭正常人能忍受的限度瞭。
同樣的事情也發生在NHK這種事實上的日本國營媒體。2013年7月24日，NHK31歲的女記者佐戶未和在自己傢裡因為充血性心力衰竭（Congestive heart failure）而去世，當時手中還握著聯系工作的手機。佐戶記者當時負責東京都廳的采訪，2013年6月舉行的東京都議會選舉和7月舉行的參議院選舉都是她的范圍，事後涉谷勞動基準署的調查結果是死亡前一個月的加班時間是159小時37分，再往前一個月是146小時57分。
諷刺的是，就在佐戶記者死前不久的2013年5月份，NHK播送過一個“向黑色企業宣戰”的節目，討論過勞死問題，所謂黑色企業就是指那些不遵守《勞動基準法》的企業，現在才發現NHK自己也是黑色企業，更為嚴重的是，雖然2014年涉谷勞基署就已經認定瞭佐戶未和是過勞死，但NHK一直沒有公開，在被《朝日新聞》記者追問的時候說是因為死者傢族不願意公佈，這種說法激怒瞭傢族，這件過勞死才被公諸於眾。
在很多時候，這些人很難找到傾訴的對象，對“長時間勞動”是不能有怨言的，甚至連父母也不一定能理解他們，同僚和上司們就更無法理解，因為大傢也都是這麼過來的，而且上司還有自己的上司。所以在無法解決心理障礙時，就出現自殺這種最壞的結果瞭。
值得註意的是那些過勞自殺者留下來的遺書，自殺者在遺書中幾乎無一不對公司抱有歉意，幾乎沒有人認為這種長時間被迫勞動是不合理的，而是為自己的“逃避”行為向公司向同僚致歉。NHK佐戶未和記者的母親在電視上流著眼淚說:“我應該恨NHK奪走瞭我女兒，但我女兒並不恨NHK，我也不知道應該怎麼辦？”
日劇《逃避可恥但有用》劇照所以才有“過勞死是日本文化”這種說法。
其實也不能說日本政府對日本企業的長時間勞動問題完全無視。經過政府和經團聯的呼籲，從今年2月底開始實行“超級星期五”（Premium Friday）計劃，就是每個月底的星期五不但不加班，而且還要提早到下午三點鐘下班，指望一來改善勞動條件二來刺激消費，但9月份的調查結果是：實施的企業隻有2.8%，口頭提倡的是7.7%，其餘的89.5%的企業根本就沒有這麼回事，至於真正在下午三點鐘就下班瞭的人隻有3.7%。計劃完全失敗。
但筆者認為失敗的原因還是政府的決心不大，政府如果強制采取一些措施是能夠在某種程度上解決一些問題的，比如說雙休就是政府在強力推行，現在基本上就得到瞭普及，所以政府真的要解決過勞死的問題也不是沒有希望.很可能因為發生的案例並不多（2016年全國隻有107件死亡案例），所以與其去對企業增加壓力還不如坐等出事之後被媒體批判性價比更高。
【責任編輯：身中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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